慈禧如何利用天津教案 让曾国藩从道德圣人沦为

教案之秘：晚清天津的冲突与曾国藩的困境

教案，是何物？在中国百姓与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教民的交往中，它揭示了一种难以避免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冲突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根植于晚清时期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动荡岁月。让我们回溯至一个特殊的年份——1870年，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场发生在天津的教案，让所有人为之震惊。这场教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又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天津教案的始末源自一场疫情。那是一个瘟疫肆虐的夏天，天津地区疫情严重。法国在当地设立的育婴堂，不幸遭遇了婴儿的大量死亡。这些婴儿多为弃婴，先天残疾或女婴。疫情之下，这些免疫力最弱的群体遭受了病毒的侵袭。谣言如狂风骤起，关于洋人用药迷中国婴童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民众开始小规模攻击教堂。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当地抓获。武犯声称其作案所用为传教士所提供。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了天津民众的愤怒情绪。民众聚集在堂外，要求一个说法。事态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洋人的傲慢态度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导致了多人死亡和教堂的焚毁。整个行动持续了三个小时，给天津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

朝廷展示的曾国藩，仿佛成为了一个指责百姓做错事的无情人物，提出用少数几个闹事的百姓为死去的洋人抵命。慈禧太后在此案中的表现，似乎没有一句谎话，然而她通过隐瞒部分真相，对整个天下，尤其是曾国藩，撒下了最大、最隐蔽的谎言。

她真正关心的，并非案件本身，而是如何利用此案引发的民意，将力挽狂澜的曾国藩推向“道德卑劣、卖国求荣”的境地。如同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她对曾国藩的打击，即使对方已是行将朽木、垂死挣扎的人，也毫不留情。

那么，悲剧是如何酿成的呢？慈禧又是如何达成这一目的的呢？答案在于民意的利用。民意是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在民智越愚昧的地方，民意就越有生命力。就像一群盲目的牛羊，一只牛羊向东，它们就会跟着向东，根本不去思考为什么，或者它们并不知道思考的意义。

个体为了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存在感，甚至是成就感、荣誉感，会模仿群体的语言动作。在派曾国藩调查之前，慈禧已经确定了处理此事的基调——赔款也好，杀中国人也罢，绝不与洋人发生冲突。但这面不能向百姓展示，而让曾国藩去背锅。当慈禧把曾国藩“媚外卖国”的事情坐实之后，再改派李鸿章来处理此事。

天津教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处死为首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赔偿洋人损失46万两银，并专门派崇厚出使法国登门道歉。表面上看，这与曾国藩的提议相比只是小有出入，但背后的细节却被忽视了。曾国藩曾拒绝法国人要求惩治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的要求，暗中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免风险。然而朝廷却指责曾国藩包庇犯官，将这几人追回，革职后充军发配到黑龙江。

对法国人来说，他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赔偿和道歉，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顾不上这摊子事了。对慈禧来说，能扳倒曾国藩，哪怕牺牲一百八十人也在所不惜；至于那四十万六千两银子对她来说只是小数目而已！而对于曾国藩来说呢？已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只求一死以求解脱。经过这件事后他选择埋首经史不再过问政事。而对于被蒙蔽的民意来说他们打倒了卖国贼曾国藩后更是享受集体高潮般的胜利狂欢高呼忠于清廷的口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未来的庚子事变大踏步前进！